蜀汉章武十年（公元271年）春，南中之地在历经疫病洗礼后，渐复生机。然一场大疫，如同烈火煅金，不仅考验了政权的应急之能，更将其内在治理的隐忧灼烧得清晰无比。疫病期间，虽经全力救治，然各地郡县在推行隔离、调配物资、惩处奸商、抚恤伤亡之时，所依循的律令却颇为混乱：或沿用蜀汉旧章《蜀科》，或参照东汉《汉律》残篇，或依据郡守、将军的临时号令，甚至依赖当地夷汉习惯法。此法出多门、标准不一的弊端，在常态下或可遮掩，于非常之时则尽显无遗。牂柯郡因强制迁徙病患与夷部习俗冲突几至激变；永昌郡处置囤积居奇者量刑轻重悬殊引民怨；北疆军中，姜维虽以军法威严约束，然于涉及随军民夫之诉讼，亦感常法难以适用。这一切皆表明，这个立足于南中已近十载的流亡政权，若欲从“求存”迈向“图治”，从“行军府”过渡为“正规朝堂”，一部统一、明晰且契合当前情势的成文律法，已成为维系内部秩序、保障新政推行、彰显统治合法性的迫切之需。“律法新章”的制定，由此被推至风口浪尖。
这一日，永昌不韦城王府议事厅内，一场关乎“定规矩、成方圆”的朝议正在进行。北地王刘谌端坐主位，卫将军诸葛瞻、安南将军霍弋、秘书令郤正、大司农张质等重臣在列。然而此次会议的核心人物，却是一位年近五旬、面容清癯、目光锐利的官员——原蜀汉尚书郎、精通律法的陈祗。陈祗于章武九年末历经艰辛抵达永昌，因其明习法典，被诸葛瞻荐于刘谌，参与枢要。此刻，他正手持一卷自己草拟的《律法新章》纲要，陈述利害。
“殿下，卫将军，诸位明公。”陈祗声音不高，却条理清晰，“疫病之事，可见法度不一之害。今我朝据南中三郡，汉夷杂处，军政民政交织，海陆事务新兴。若无法度一统，则权责不明，赏罚无据，吏民迷惑，奸宄滋生。昔萧何入关中，约法三章，遂定基业。今我朝欲在此地长治久安，北图中原，颁行一部契合时宜、宽严相济之新律，实乃固本培元之要务！”
他展开纲要，指出关键：“新律之要，在于三端：一曰‘融通旧新’，即以《蜀科》为基，参酌《汉律》，兼采南中夷汉可行之习惯，去繁就简，务求实效；二曰‘明刑弼教’，刑罚须公，然旨在惩戒、教化，非为滥施酷刑；三曰‘因地制宜’，于军务、海事、夷务等新事，需设专条，以适应南中特殊之情势。”
陈祗之议，如石击水。安南将军霍弋首先赞同：“陈尚书所言极是！军中无法，如一盘散沙。今北疆将士，除军法外，与民交涉、军屯管理等，常无法可依，全凭将领裁量，易生不公。若有统一律法，则将士知所趋避，军纪更易整肃。” 大司农张质亦从民政角度支持：“赋税征收、物资调拨、市场管理，若有明律规定，则胥吏不敢滥权，百姓亦知义务，可省却无数纷争。”
然而，光禄大夫谯周却持保留态度，他捻须缓言，引经据典：“殿下，陈尚书之心，固为社稷。然《周礼》云‘刑新国用轻典’。我朝新立南中，根基未稳，夷情未附，当以宽仁为要，与民休息。骤然颁行繁复新律，恐百姓难以周知，胥吏借法扰民，反失人心。不若暂依旧例，辅以德化，待民风淳厚，再议立法不迟。” 其言代表了部分崇尚德治、担忧法令滋彰的儒臣观点。
秘书令郤正则持中立审慎之态：“谯大夫所虑，亦有其理。立法之事，关乎国体，不可不慎。新律条款，需字斟句酌，尤需虑及能否在夷区推行。若夷人不服，强行以汉法绳之，恐生边衅。”
众人的目光聚焦于卫将军诸葛瞻。他静听良久，目光扫过陈祗手中的纲要，又掠过谯周忧虑的面容，沉声道：“殿下，诸位。谯大夫言德化，乃治国之本；郤令君言审慎，是老成之见。然，瞻以为，德与法，如车之两轮，鸟之双翼，不可偏废。无法之德，易流于空疏；无德之法，则失之严苛。今我朝非在太平治世，实处危亡之秋，内有整合之需，外有强敌环伺。若无统一法度以定分止争、聚拢人心、保障新政，则德政亦无从施行。譬如北疆御敌，若无统一号令，各自为战，安能取胜？”
他走到殿中，语气转为坚定：“故，颁行新律，非为好大喜功，实为形势所迫，乃‘以法治促德治，以纲纪固国本’之必然选择。然，立法之道，确需如郤令君所言，慎之又慎，尤要契合南中实情。” 他转向陈祗，“陈尚书，新律纲要看，方向正确。然，需明确几条核心原则：其一，‘军法从严，民政从宽’。北疆及水师军中，依旧以大将军、都督军令为主，新律为民法之补充，涉军民纠纷时，方以律断。其二，‘夷汉渐融，因俗而治’。对归附夷部，其内部细故，可依其习惯法，由头人、汉官共议；唯谋逆、大辟等重罪，方由汉律裁定。其三，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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