蜀汉章武七年（公元268年）春，南中之地在历经数年的艰难开拓与苦心经营后，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深化期。北疆鹰愁涧，姜维大将军凭借险要地势与日益精良的军备，与晋将诸葛绪大军形成稳固对峙，边境虽有小摩擦，但大规模战事暂歇。东南海疆，楪榆港“市舶提举司”运作顺畅，海贸利润持续输入，靖海水军战舰数量增加，沿海防御体系初具雏形。内部兴汉学宫培养的人才逐渐充实郡县，盐铁官营与劝课农桑的政策成效显着，府库日益充盈。然而在这片看似稳固的基业之下，一股深沉的、难以排遣的集体情绪，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定和时间的流逝，非但没有消散，反而愈发浓郁——那便是从上至下、弥漫在整个南中流亡政权中的、对巴蜀故土的深切思念与难以释怀的失落感。这份故土情深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，也是一种潜藏的不稳定因素，亟待疏导与升华。
这一日，恰逢寒食节将至。永昌不韦城内外，虽无北国春寒料峭，然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不同于往岁的肃穆与感伤。北地王刘谌在宗庙举行完例行的祭祀后，独坐于王府后园亭中，望着一池春水，怔怔出神。随侍的老宦官见主子心情郁结，小心劝慰。刘谌轻叹一声，喃喃道：“又是一年寒食……往年此时，成都应是细雨霏霏，百姓禁火冷食，祭扫先陵了吧？不知……不知惠陵、昭烈庙，可有人添土祭拜？丞相祠堂，香火可还旺盛？” 言语间，充满了对故都景象、先人陵寝的无限怀念与忧虑。这种情绪，同样萦绕在众多南迁旧臣心头。秘书令郤正近日编纂《南中志》时，屡屡停笔，对蜀中风物追忆不已；安南将军霍弋巡视军营，听到士卒用蜀地方言唱起家乡小调时，亦不禁虎目含泪。
与此同时，在牂柯郡且兰城，正督导春耕与边备的卫将军诸葛瞻，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股弥漫的思乡之情。他收到多地郡守密报，称近期民间私祭蜀中先贤、暗唱故地民歌的现象增多，军中北来将士思乡情绪亦有所抬头，虽未影响战力，但长此以往，恐削弱扎根南中之志。更有甚者，边境巡逻队截获数起试图私自北返、回蜀中探亲或祭祖的士卒和百姓，虽均被劝阻，但此事敲响了警钟。
是夜，诸葛瞻于且兰行辕召见随军的儿子诸葛尚及几位核心幕僚。案头摆放着各地关于“思乡”情绪的汇报。诸葛尚忧心道：“父亲，将士吏民怀乡，乃人情之常。然恐其过度，则动摇人心。是否需严令禁止私祭、禁谈故土，以防靡靡之音惑乱心志？”
一位参军也附和：“是啊，将军，当强化‘以南中为家’之训，令众人专注当下。”
诸葛瞻默然良久，缓缓摇头，目光深邃：“堵不如疏，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思乡之情，乃是我辈与故土、与先帝、与大汉正统最深沉的血脉联结。若强行割裂，无异于自断根基。关键在于，如何将这份‘情深’，从消沉的怀旧，转化为积极的动力。”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望着北方繁星，沉声道：“先帝与丞相毕生之志，乃克复中原，还于旧都。今我辈暂居南中，非为偏安，实为蓄力。我等对故土之情深，不应仅表现为哀伤凭吊，更应升华为‘继承遗志、光复河山’的坚定信念！唯有如此，方不负先人，不负故土！”
他随即定下基调，并对诸葛尚等人阐述其“导情励志”之策：“故，对此思乡之情，非但不该压制，反而应因势利导，将其纳入正道，使其成为激励上下、砥砺心志的‘正气歌’与‘动力源’！” 他提出一系列具体举措：
“其一，立庙祭祀，以正典仪。” 他郑重道，“奏请殿下，允准在永昌不韦城择吉地，兴建‘昭烈皇帝庙’与‘武乡侯祠’，规制可从简，但礼仪需肃穆。每年春秋及先帝、丞相忌辰，由殿下亲率文武百官公祭，允许军民参与。祭文不仅追述功绩，更要申明‘今虽偏安，志在恢复，此间基业，皆为北伐还都之资’的大义！使祭祀成为凝聚人心、激励斗志的仪式，而非徒具形式的哀思。”
“其二，修史立志，以承道统。” 他看向诸葛尚，“命学宫博士，加速修撰《季汉忠烈传》，重点记述自先帝创业至成都沦陷间，为汉室捐躯的文武忠臣事迹，尤要收录普通士卒、义民的壮举。将稿本颁行各军、各学宫，令将士学子诵读，使知今日之位，乃先烈鲜血换来，吾辈责任重大！同时续修《汉中兴志》，如实记录我朝在南中开拓之艰辛、建设之成就，彰显‘汉祚南延，文明不绝’之气象，增强归属感与自豪感。”
“其三，歌谣传唱，以励士气。” 他考虑得更远，“可仿《诗经》遗风，鼓励文人墨客、军中书佐，创作一些新的诗赋歌谣。内容可怀念蜀中风光，但落脚点须是‘暂别锦城烟雨，终要饮马岷江’、‘南中稻粱肥，是为北征资’的昂扬斗志。命乐工谱曲，在军中、学宫中传唱，化思乡之曲为奋进之号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