蜀汉章武十三年（公元274年）春，南中政权在历经数年内政深耕与隐秘布局后，国力有所增强，然外部环境却愈发诡谲。北疆，大将军姜维与晋将陈骞、诸葛绪在鹰愁涧一线形成僵持，双方皆在积蓄力量，酝酿更大规模的冲突。东南海疆，靖海水军虽初具规模，然与东吴交州水师相比，仍处绝对劣势。与此同时，通过“靖安司”的隐秘渠道，零散情报显示，晋帝司马炎正加紧整合内部，而东吴君主孙皓虽暴虐昏聩，但其军方重臣如镇军大将军陆抗等，对西方荆州防务及南中动向的关注日益增强。就在此微妙时刻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外交风波，打破了南中表面的平静，将三国间错综复杂的战略博弈，骤然推至台前。
这一日，永昌不韦城王府大殿，气氛凝重。北地王刘谌、卫将军诸葛瞻、安南将军霍弋、秘书令郤正、大司农张质等重臣齐聚。皇帝刘禅亦端坐龙椅，眉宇间较数年前多了几分沉稳与忧思。此刻，众人目光皆聚焦于大殿中央一位风尘仆仆、却面带傲色的东吴使者身上。此人乃吴主孙皓亲遣的谒者仆射张悌，并非数年前前来“通好”的薛珝。张悌此来，气势汹汹，与上次薛珝的温和试探截然不同。
张悌手持节杖，昂首宣读了吴主孙皓的国书。国书言辞倨傲，充满了居高临下的训斥与威胁之意。其核心有三：一曰“问罪”，严厉指责南中政权“擅自”打造“伏波”级巨舰，扩编水师，在南海“挑衅”吴国巡船，破坏了区域安宁；二曰“索地”，以“追念旧盟、共御强晋”为名，要求南中政权将毗邻吴国交州、地理位置险要的“鬰林郡”划归东吴“代管”，以便“协同防务”；三曰“通牒”，要求南中立即停止一切战船建造，削减水师，并限期内答复，否则“王师一至，玉石俱焚”！
国书宣读完毕，殿内一片死寂，随即爆发出压抑不住的愤怒。安南将军霍弋勃然大怒，出列戟指张悌：“狂妄！孙皓小儿，安敢如此！我大汉与汝主盟约早废，何来‘代管’之说？鬰林乃我牂柯屏障，岂容尔等觊觎！若要战，便来战！我南中将士，何惧之有！” 大司农张质亦愤然道：“此乃讹诈！欲断我海路，扼我咽喉！万万不可答应！”
然而，光禄大夫谯周、秘书令郤正等文臣则面露深深的忧虑。谯周颤声道：“陛下，殿下！吴使虽狂悖，然其国势犹强，水师精锐。若此时与吴构衅，南北受敌，则社稷危矣！或可……或可暂与之周旋，以言辞驳斥其无理，赠以金帛，缓其兵锋？” 郤正则沉吟道：“孙皓暴虐，陆抗知兵。其此举，恐非仅为鬰林一隅，或为试探，或为寻衅开战之借口。需慎之又慎。”
所有人的目光，最终聚焦于卫将军诸葛瞻与皇帝刘禅身上。刘禅面色阴沉，握着扶手的手指因用力而发白。他并未立即发作，而是将目光投向诸葛瞻，声音低沉却带着一丝决绝：“卫将军，吴人无礼至此，卿以为，当如何应对？” 历经数年磨砺，这位曾经的安乐天子，此刻已深知忍辱负重与权衡利害的必要。
诸葛瞻面沉如水，目光如电，迅速剖析着吴使来意背后的深层逻辑。他缓步出列，向刘禅及众臣拱手，声音清晰而冷静：“陛下，诸位同僚。张悌之来，其言虽厉，其心实虚。孙皓此举，绝非一时兴起。瞻以为，其因有三：其一，见我朝近年来内修政理，外固海防，水师渐成，心生忌惮，欲趁我未成大患之前，先行扼杀；其二，北疆晋军压力日增，孙皓或恐我朝与晋暗中媾和，或欲借此挑衅，逼我表明立场，甚至可能暗含与晋默契，共压我朝之险恶用心；其三，孙皓本人骄狂，陆抗等或将亦需对外示强以固内政。故，此番非简单讹诈，实乃战略试探与压迫。”
他顿了一顿，斩钉截铁道：“然，正因其为试探，我朝更不可示弱！若退一步，则吴人必进十步，晋人亦将窥见我怯，则南北夹击之势成矣！今日之退让，非为求生，实为速死之道！”
基于此判断，诸葛瞻提出了系统的应对之策：“故，应对此事，当秉持‘据理力争、示强隐忍、分化瓦解、争取时机’之方针。”
“其一，严词驳斥，据理力争。” 他定下基调，“由郤令君主笔，陛下颁旨，回复国书。书中需历数吴主背盟、屡屡犯境之过，严正声明鬰林乃至南中三郡，皆乃汉土，不容侵犯。我朝打造舟师，只为保境安民，通商惠工，绝非挑衅。驳斥其无理要求，言辞可激烈，然逻辑需严密，占据道义高地。”
“其二，外示强硬，内紧备战。” 这是实力后盾，“密令安南将军霍弋，立即加强牂柯郡东部边境防务，尤其是鬰林方向，增派精锐，加固关隘。密令靖海水军都督陈舟，水师进入最高戒备，‘伏波’、‘乘风’诸舰悉数出港，于近海演练，示以决战之势。命军器监毛炅，加紧赶制箭矢火器，分发沿海军营。要让吴使及其细作看到我朝抗战之决心与准备！”
